復興航空公司的「藍天鵝」PBY-5A ，由於該型機所設訂的飛航業務全是針對軍方的包機，所以全機幾乎沒有任何裝飾性的塗裝，從其垂直尾翼上的編號B-1402，可以知道它就是後來在馬祖失蹤的那架。
大陳島撤退
最近，由海軍艦隊指揮部出版的《艦隊老蛙的故事》一書中，居然出現了另一段未曾聽聞的「藍天鵝」的故事。那是在1955(民國44)年2月初，當時海軍新組建的水中爆破隊完成成軍訓練尚不到半年，而共軍已開始對浙江沿海各外島大舉進犯，一江山守軍全軍覆滅，其後方的大陳島情勢危殆。
在美國政府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決定忍痛放棄台山列島的前峭據點－上、下大陳，披山及漁山島上的軍民物資全面撤離。這項轉進計畫當時屬於絕對機密，以「金剛計畫」為代名。
農曆新年的正月初十，水中爆破隊種子教官黃種雄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帶領10名隊員（註二） 整頓裝備，次日海軍總部情報署署長姚若愚少將，親自到隊上率他們搭乘快車到台北，當晚夜宿新北投「養氣閣」海軍招待所。翌晨，即赴台北松山機場，搭乘復興航空公司的PBY-5「藍天鵝」水上飛機起飛，而與他們同行的還有軍聞社記者劉毅夫。
在飛機上，這批蛙人才被告知，這次的任務是在大陳島撤退前，於登陸海灘上實施水文偵察及清除水中障礙物，以利國軍與美軍的登陸艦艇順利搶灘，撤運人員與物資。
藍天鵝水上飛機降落大陳島海面後，當地的副司令官郭發鰲少將，還親自乘小艇到機旁迎接他們。由於當時浙江沿海外島的氣候極為寒冷，氣溫幾乎只有零度，他見隊員們所著服裝單薄，即發予每人一件厚呢大衣保暖。
然而，水中爆破隊的成員絕對不能怕冷，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要下水，這批蛙人隨即到海邊展開工作，從高潮線到3潯水深，開始在指定的海灘實施水文偵察。他們先划橡皮艇到海外，測量離岸距離，再由第一組「雙人制」鍾杰與吳肇璵，跳下水打水錘測量水深，一個負責偵察水文、另外一人負責記錄。
然而，後來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所以改為所謂「行政偵察」－以羅經校正基線方位，在海灘豎立標竿，使量測的資料更為詳細、準確，同時將勘測資料完整繪製成登陸灘頭的水文資料圖。這項工作終於在2月6日 告一段落。
實施水文偵察的同時，他們也奉命至指定地點，包括美方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 分站、守軍構築的工事及民間一些農產品的倉儲實施破壞，避免讓任何軍事設施及物資落到中共手中。
不久，美國海軍的水中爆破隊派出小艇來接黃種雄，參加他們對大陳島各指定海灘的水文偵察，其中有3位軍官是1954年黃種雄赴美接受水中爆破隊訓練時的同班同學（註三）。因為黃種雄事前先提供他們行政偵察的詳細資料，對他們爾後整個任務的執行與達成都有很大的助益。
自2月9日 起3天，國軍與美海軍水中爆破隊員在各指定海灘待命，實施救難與救生任務，必要時清除水中障礙，以利撤運工作進行。由於兩軍計畫綿密，準備周到，行動迅速，以致大陳撤退僅費時4天時間就全部完成。而2月12日 ，這批國軍蛙人是最後一批撤離大陳島的部隊，他們搭乘美國海軍APD返抵基隆一號碼頭。
「藍天鵝」離奇失蹤
就在大陳島撤退當月，有一架復興航空公司由陳國明與陳蔚文駕駛的「藍天鵝」，在從馬祖返台途中，曾遭到中共米格機兩架圍攻，機翼中彈多發，但由於駕駛人員的高度技術和應付鎮靜，結果仍安返台北。
復興航空的兩架PBY-5A ，其中的B-1401號機於1956年間被颱風吹毀，而只一架B-1402號「藍天鵝」。1958年10月1日 傍晚5時45分，該機由馬祖起飛準備返航台灣，在6時18分與台北進行最後一次的無線電連絡後，6時20分就從雷達螢幕中消失。當時該機飛行高度1,000呎，距離馬祖80浬，航向130(朝向台北)。
該機機組包括飛行員陳蔚文、孫明遠和報務員羅昭明，乘容名單除了國軍王緒上校、鈕英上校、張德臣少校外，還有美軍布魯姆少校、皮奇爾上尉、白爾德上等兵，以及通訊兵杜納等。為此，美軍第7艦隊曾也曾派出機艦協助國軍進行72小時的搜尋，但海面上完全沒有發現任何殘骸或破片，自此藍天鵝事件成為一宗懸案。（註四）
同一天，復興航空公司總經理蔡克非表示：該公司準備於11月1日 起停航，當時雖然該公司另一架C-47型飛機還在飛行花蓮、台東等航線。但據蔡克非說：飛機和人員都沒有問題，該公司準備停航一事，還是由於經濟上的困難。
等到第二年(1959年)11月21日 ，民航局長賴遜岩在對媒體談到藍天鵝失蹤案時，則表示該機墜海失事的可能性最大，至於善後處理問題，因為復興公司原與軍方簽訂租機合約，藍天鵝號在性質上屬於軍機，因部份涉及軍事機密軍方不便發表。至於賠償問題，當時約內雖然訂明如遭敵機擊落或由於軍方指揮不當所發生之損害應予賠償外，但由於復興公司事先缺乏縝密的考慮，未曾提及對「失事原因不明時」的賠償問題，因此迄未解決。他說民航局亦曾代為向軍方折衝，當時軍方已輕允予在適當範圍內予以補償。
CAT的「銀翼包機」
在藍天鵝失蹤事件期間，國內新聞媒體曾經刊出「藍天鵝是兩岸軍事對峙期間，馬祖與台灣之間唯一的民航包機，另一架銀翼包機則專載美國中情局西方公司派在馬祖的特工人員。」這則報導中所說的「銀翼包機」並非復興航空公司的飛機，而是隸屬飛虎將軍陳納德所創建（請參閱《亞航傳奇一甲 子》）的民航空運隊（CAT），但因為它的任務遠比「藍天鵝」來得神秘，所以當時的記者只知道它的存在，卻不知其確實來歷。
CAT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到台灣時，其實也面臨山窮水盡的絕境，但他們居然在1950年代初期也引進了兩架PBY-5A ，以松山機場為基地。這兩架PBY-5A 的民航註冊編號是B-819及B-825，前者的廠號是851(也有資料說是55)、後者的廠號是1803(美海軍局號為48441)。
目前僅知B-825是1952年7月引進，價格為3萬9000美元，B-819引進日期則不詳。但根據交通部在1952年11月20日 的統計，當時民航空運隊已經有兩架PBY-5A ，所以至少證明不會晚於這個時間。
已故的李瑞(William Leary)教授是研究民航空運隊歷史的專家，他在《危險任務》(Perilous Missions)一書的附錄中，也曾提到在1954年2月時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 CAT）擁有兩架PBY-5A ，其中B-819是銀白色、B-825則是海軍藍色，兩者都攜帶有備用零件，可以長時間在外地獨立作業。另外B-819在機身腰部的兩個大型淚滴狀觀測窗去除，並在左側機身加裝大型貨艙門。
早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灣設立一個機構，稱為「西方企業公司」，在馬祖等外島訓練反共救國軍，對大陸沿海實施突擊，希望藉以牽制中共的兵力，使他們不至於全部投入韓國戰場。同一個時期，CAT也已經被中情局秘密買下，專門提供空勤支援，所以台灣與那些外島之間的運輸任務就由這兩架PBY-5A 擔任。
據稱這兩架PBY-5A 偶而還執行一種相當特殊的秘密任務，就是在風平浪靜的月夜降落在大陸沿海，架起天線後，機上的國府通信人員就與敵後情報人員用摩斯密碼通訊。
1957年12月，我國民航局曾要求CAT的兩架PBY-5A 待命擔任搜救任務，該公司在12月20日 同意這項要求，但後來並未發現它們有實際的救援案例，因為它們在美國中情局的指揮下神出鬼沒，甚至根本就不在台灣境內飛航。
根據國外所公佈的資料，1958年美國中情局為了支援在蘇拉威西的印尼反抗軍對抗蘇卡諾政權，特別組成一支小型空中武力，稱為「革命空軍」(AUREV)，機種包含B-26、P-51及PBY-5A 。其中PBY-5A 只有一架，就是B-819號機，當時的駕駛是塞貴斯特(Connie M. Seigrist)，他是CAT調來支援的飛行員。雖然塞貴斯特在台灣毫無名氣，他的妻子是同一家公司的空中小姐，名叫孫穗芬，也沒有太大的名氣，但是她的祖父則是赫赫有名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塞貴斯特雖然貴為國父的孫女婿，但是他還是熱衷於從事危險的飛行任務。其PBY-5A 主要執行偵巡任務，偵察蘇拉威西附近海域的動態，是否有政府軍的船隻接近。另外當B-26執行對地或對海炸射時，塞貴斯特就駕駛PBY-5A 在附近盤旋，擔任搜救機。萬一B-26機上人員跳傘，他就降落加以救護。
至於CAT在蘇拉威西損失B-819後，於11月又從美國加州購入一架PBY-5A 做為補充，編號為B-831(其廠號為879，美海軍局號為08060)。
B-825及B-831在1963年到1964年之間是依照CAT與海軍輔助通訊中心(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 Center)的合約在運作，這可能是中情局想要繼續維持本身的在台灣周遭維持其海上作業能力，但這兩架飛機飛行時數不多，從1963年5月到1964年4月，總共只飛了150小時。
CAT的PBY-5A 性能逐漸老舊，最後難逃汰除的命運。這兩架PBY-5A 都曾長期停放在台南亞洲航空公司（Air Asia），其中B-831在1968年4月25日 除籍並拆解，B-825到1972年3月31日 還列在公司財產名冊上，但是同年11月30日則已經不在帳上，顯然是在這段期間報廢，從此PBY-5A 才完全退出台灣天空的舞台。
註
解
註一：到1958年國防部有記錄的要員乘客包括：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王叔銘、陸軍總司令彭孟緝、海軍總司令梁序昭、美國軍方人員如史敦普和竇亦樂兩將軍、第七艦隊司令、美軍顧問團長，還有美國駐華大使、土耳其駐華大使、伊拉克王儲、伊朗國王等。
註二：該次前往大陳出任務的，都是海軍水中爆破班第1期結業的成員，包括：齊福祥、鍾杰、吳肇璵、陳中燕、唐鴒雄、馬崇華、姜書榮、王守仁、王正亭等10員。
註三：1954年1月，黃種雄是我國第一位派往美國接受水中爆破隊訓練的海軍軍官，他在加州聖地牙哥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兩棲訓練司令部完成為期12週的UDT訓練。
註四：該案發生45年後的2003年6月間，美國國防部戰俘與戰爭失蹤人員辦公處（OSD-DPMO）曾正式向我國駐美單位與國防部提出協助提供失蹤人員下落資訊的要求。當時承辦人員表示，美方也曾考慮過請中共方面提供有關此事的資料，但是沒有能夠確定失蹤人員的確在中國大陸的消息或證據前，他們認為不能輕率地向中共遞交案件詢問。所以希望台灣方面能夠提供任何有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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